文：盧省言
17世紀～19世紀 紳士俱樂部：彬彬有禮的男人
過度的矯飾及新紳士階級
上一章提到卡斯提林翁的《廷臣之書》以及其中強調的各種宮廷禮儀，但這種過度的禮儀就和文藝復興時期飽受批評的奢華服飾一樣，受到不少批評。提出「天賦人權」的約翰．洛克（John Locke）在《關於教育》（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中提到，教育的重要性在於從內在教化一個男人，而不只是流於形式的禮儀，因此他認為「禮貌」此一概念可以矯正過去那種過度虛偽的禮貌，而且能結合一個人內在的美德及外在的禮節；而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也認為禮貌是一種美德，讓人們可以享受社交生活中的和平與舒適。
但當時也有不少人認為內在及外在可以當作兩件事來討論，例如切斯特菲爾德公爵四世便在寫給兒子的信中鼓勵他，對外禮節要做足、待人要和善，但要謹記，內心要保持警戒，盡量保守，不可如外表一樣友善。不論是由裡而外展現美德，還是只需戴上和善面具的禮貌，都可以看出對「社交」的重視。在社交生活上成功的男人，才能得到其他男性的認可。而這也進一步造就了「有禮」此一概念的產生。
什麼是有禮？
在現在的英語中，politeness單指禮貌，但在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時則泛指一種美德，跟禮貌（civility）有著類似意涵。本書將這個字翻譯為「有禮」。在啟蒙運動時期，有禮儼然成為紳士的必備條件。以十八世紀的暢銷刊物《觀察家》（Spectator）為例，編者喬瑟夫．艾笛森（Joseph Addison）及理查．史迪 （Richard Steele）便對在文藝復興時期被捧上天的「排練過的優雅及瀟灑」提出批評，認為這個概念讓人虛有其表，因此提倡男性必須外表及內在美德兼具，並在刊物內評論時事、傳播知識，瞄準新興中產階級男人，希望將知識及哲學從大學和圖書館中帶到一般人常去的酒吧與咖啡館。
在繼續談論這個新思想對男子氣概的影響之前，我們要來談談咖啡館。英格蘭的第一間咖啡館座落於一六五〇年代的牛津，當時主要的消費者皆是具備高等教育程度的大學生，在咖啡館中高談學術理想及成就。可想而知，和當代專門休息聊八卦或拍網美照的咖啡館不同，一開始的咖啡館是菁英階級針砭時事及談論理想之處。但從一六六〇年代之後，倫敦的咖啡館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也漸漸變成中產階級聚會時的首選。
咖啡館又被稱作「一塊錢大學」（penny university），因為在當時，只要付一便士，便可以進入咖啡館享用一杯咖啡，並聽到各種不同的政治八卦與知識。當在咖啡館參與政治討論、與人社交變成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後，這件事自然也就成為定義男人的條件。如同在古希臘，所有具公民身分的男子都會參與公民會議並在其中高談闊論一樣，十七、十八世紀的中產階級男性也將上咖啡館、參加各式俱樂部視為建立男性認同的一部分。
隨著海外貿易的興起，參與咖啡館社交的人也從傳統的知識分子擴張到中產階級的商人。資產階級的男性越來越多，改變了傳統對於紳士的定義。並進一步改變了紳士的男子氣概（gentlemanly masculinity）的特性。學者吉里安．威廉森（Gillainn Williamson）就針對十八世紀出版的《紳士雜誌》（Gentleman's Magazine）進行研究，總結出在資產階級的影響下，透過教育或靠著自身努力而致富，成為了特別令人景仰的男性美德，而財富也漸漸變成衡量一位男性是否為紳士的標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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紳士守則
紳士男子氣概的風潮一直持續到十九世紀，藉由提倡「新好紳士」（New Polite Gentlemen）——由內而外的美德——來塑造紳士形象。而有禮作為紳士的核心，其精神大致可從一八六〇年由西索．哈特利（Cecil B. Hartley） 所著的《紳士的禮儀》（The Gentlemen’s Book of Etiquette）中看出。書中認為真正的「禮」是一種打從心底流露於外的真摯，它讓人變得友善、慈愛、為人著想。
而禮最重要的中心思想就是愛人如愛己。作者形容，禮是個可以為你贏得尊敬和愛的面具，最好隨時戴著它。要以最誠摯的心戴著這個面具，因為最後此面具所產生的友善及真誠都會漸漸變為內在的一部分，你的言行舉止，最終會和這面具合而為一。除了認為禮是紳士必須具備的條件之外，這本書還列舉出不少成為紳士的條件。
有禮的第一項便是熟稔如何和一位女士相處。不論是進入或離開一家店，若剛好遇到一位女士，紳士都必須站到旁邊，讓女士優先通過。若她想要進入一家店，但門是關著的，這時合格的紳士必須為女士開門，並讓她先過。而在和女士交往時，切記千萬不可以放女士鴿子，因為女人是種會原諒你所有其他過錯，卻無法忘記你放她鴿子的生物。
第二，紳士的處世要得宜（tact）。人與人之間的應對往來並非與生俱有，而是學習而來。處世的手段及與人的相處並非第六感，卻是其他五感的重心。如果說一個人天生就能顯得體面，那麼他的處世之道則會讓他受到尊敬。處世之道聽起來很抽象，因此哈特利也提供了幾個例子。比如，紳士不能隨便批評他人，即便是聽到讓你嗤之以鼻的評論，也不可以輕易貶低他人的看法，因為輕率地拒絕或否定他人的意見，就跟暴君沒什麼兩樣。
哈特利的意見明顯跟啟蒙運動時期的精神有關。各種政治思想在這個時期百花齊放，知識階級以智識上的切磋為榮。而哈特利將這種精神更往前推進一步——即便你覺得對方說的是胡扯，跟自己不在同一水平上，還是要從容以對，不可輕易批評。再者，與人交談時不可輕易罵髒話或說出褻瀆的字眼。使用髒話代表此人沒家教，而紳士最重視的便是好的家教及修養。相反地，紳士必須多說點友善且仁慈的好話。哈特利寫到，友善的話語使人向善，而不友善的話會讓人留下疤痕，這些最後都會反映在說話的人的靈魂上。
紳士也必須避免驕傲自負，必須時時謙虛自省，因為驕傲的男人常會做出錯誤判斷。這種人總將自己置於離他人很遠的位置，因此別人對他來說顯得微不足道，但他不知道，別人其實也是這樣想他。而伴隨著謙虛的是包容。哈特利提到，有些人在第一次出國時，會對國外的不同文化嗤之以鼻或大表不贊同，但這些都是沒有包容心所致。真正的紳士在造訪一個國家之前，會做足功課，了解當地的文化，並且去適應當地的習俗。
這些充滿修養的處世之道，最後都反映在一個重點上：自我克制。哈特利認為，一名紳士必須克制自己的情緒，不可輕易被激怒或生氣。一位被情緒控制的男性，不配稱作紳士，尤其是憤怒。哈特利指出，憤怒是個危險的情緒，為了避免被憤怒沖昏頭，紳士不能過度關心他人的事務，或是過於認真看待別人的評論，不然情緒就會像在自家點火一樣蔓延，一燒不可收拾。
哈特利對於自我控制提出的警告，就像是在回應從古希臘至今對於缺乏自我控制、只追求個人榮耀的男人的不贊同。即便驍勇善戰是男子氣概中最被讚揚的特質，但我們也一直看到對於自我控制的重視。當過度的男子氣概造成負面影響，甚至是具毀滅性時，如何控制滿溢的男子氣概就變得十分重要。男人既要勇敢，也要識大體。而在有禮的架構下，自我控制還加上了階級的色彩——只有紳士才做得到自我控制，這也是紳士和其他下層階級男人不同的地方。自我控制讓他們變得更man。
騎士文化再興及「新男人」
但就像歷史上各種陽剛氣質一樣，有禮遭致了不少批評。其中最常被批評的便是，有禮會使男性女性化，因為有禮要求男性友善、溫和、慈愛、懂得和女性相處，還不能顯露自己的情緒，這些在在觸動了不少想維護傳統男子氣概的人的神經。學者米雪莉．科漢（Michele Cohen）便指出，紳士所擁護的有禮，在當時被批評為是一種女性化的象徵，而且頻繁地和女性接觸，就讓男人變得像女人一樣。
十八世紀的學者理查．赫德（Richard Hurd）甚至在《論壯遊》（Dialogues on the Uses of Foreign Travel ）中指出，他擔心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藉著壯遊到國外閱歷，會影響到他們屬於英格蘭男性與生俱來的堅毅不拔，尤其是當他們受到女性化的法國人影響時。他認為，英格蘭男人簡單、固執、堅硬、強壯、不懂修飾，而這些都是屬於他們的男子氣概。
這股焦慮也在十九世紀時期掀起一股「騎士文化再興潮」。為了讓日漸戴上有禮面具的男性重拾傳統的男子氣概，不少評論及文學作品都鼓吹男性成為為了保護自己的國家可以隨時捐軀的勇者。不只如此，專屬騎士的忠誠、誠實、貞節、虔誠、勇氣與濟弱扶傾，都是男子氣概可貴的象徵。科漢也認為，這股風潮恰恰反映出堅毅、勇敢、勇夫等形象在十八世紀對女性的吸引力低落。與其在馬上揮舞著劍，還不如多跟女士跳幾支社交舞。因此，當時才會出現騎士文化再興潮，試圖讓男性重拾過去的光輝。
科漢也進一步分析，在珍．奧斯汀（Jane Austen）的《艾瑪》（Emma） 中，便可見到對於騎士文化的讚揚。書中主角奈特利先生（Mr Knightly，奈特利先生的英文便是「騎士」之意）總是會對女主角艾瑪（Emma）說真話，不會試圖討她歡心。對艾瑪的行為及思想總是會提出建言，而不是一昧地附和。
在其中一段劇情裡，艾瑪向奈特利稱讚法蘭克．邱吉爾（Frank Churchill）的友善及健談，對於艾瑪說的話事事同意。但奈特利馬上反駁，這種友善是虛偽的法國式友善（讀者或許會發現英格蘭人很愛批評法國人），沒有英格蘭人與生俱來的處世之道。同意妳每一個觀點的男人，絕對是表裡不一，虛有其表，因為他不敢對於不同意的地方發聲。
科漢也指出，奈特利先生代表的是一種「新男人」形象：熱愛真理、具備理性、濟弱扶傾。這種新男人最後贏得了艾瑪的芳心。艾瑪對奈特利的評價也頗耐人尋味：「他既不英勇，也不是一個溫柔的紳士，但他是一個很人性的男人。」而這裡的人性，指涉的就是加入騎士元素的處世之道。
「來決鬥吧！」
對於紳士文化含有過多禮節而展開的反動，也表現在十九世紀後期數量漸增的個人決鬥（Dueling）上。個人決鬥的歷史淵遠流長，從荷馬史詩中的赫克特與阿基里斯決鬥，到中世紀騎士間一對一的馬上長槍比武，都是個人決鬥的一種。在中世紀，個人決鬥更被賦予法律上的意義。當兩個團體（或個人）間的爭端無法由司法來解決時，便會以雙方手持武器決鬥、法官裁判的方式進行。多數時候，決鬥是為了保衛「榮譽」而戰，而榮譽的概念通常是騎士階層或更高的貴族才擁有，再加上決鬥需要好的武器，因此進行決鬥的多為貴族。
到了啟蒙運動期間，這樣的習慣招致了極大的反彈，不只因為禮貌及有禮的概念興起，更因為新興的紳士階層不少是中產階級，他們認為個人決鬥是貴族的遺毒，如果繼續容忍其存在，會傷害到還在站穩腳步的警察系統及司法制度，因此必須根除。但這樣的努力在一八六〇年代後遭到不少反動。如同騎士文化再興潮，不少人認為個人決鬥事實上能讓男性展現出真正的男子氣概，甚至在一八六二年時，英格蘭義工隊還製作一份文宣，告誡美麗的英格蘭婦女，找丈夫或對象時，他們絕對要有能力以一發子彈打中九百碼之外的目標。
同年，國會議員羅伯特．皮爾（Robert Peel）也收到另一位議員丹尼爾．歐多納修（Daniel O'Donaghue）發出的決鬥挑戰。皮爾對決鬥表現出不屑，認為那是野蠻的行為，但這樣的反應卻在當時引起不少訕笑，認為他沒有膽量像個男人般決鬥。學者馬潔利．蔓特森 （Margery Materson）也指出，決鬥風潮的再起，也跟十九世紀中葉後歐陸不斷的戰爭及民族國家的興起有關。在民族口號的包裝下，不少英國男性擔心以有禮為中心的紳士文化，會讓他們在國際上被弱化、被女性化。
我們看見新男人並沒有放棄有禮所注重的社交及合宜的處世之道，但又加上了傳統男子氣概的剛硬及忠誠。可以說，男子氣概是一個流動的概念，而它時不時會引發男性的焦慮，導致對於男性的標準及期待不斷地在變化。而在這個時期，屬於紳士的有禮也在階級上做出區別。下一章我們將會討論到屬於非貴族及紳士的勞工階級，其男子氣概是什麼。
本文摘錄自《有毒的男子氣概：從希臘英雄到現代新好男人，歷史如何層層建構「男人」的形象》，網路與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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